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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么是民族院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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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创:宋志民信心力会1周前

民族学院的创办,是中国共产党运用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为解决中国民族问题的一个伟大创造,她既是对世界高等教育的一个发展,又是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与中国民族和民族问题的实际相结合的一个范例。(韦日科《论民族学院》,1992年)

上面引文的“民族学院”,特指1941年9月建立的“延安民族学院”,以民族学院为代表的高等院校,一般称为“民族院校”,根据学者的定义,民族院校,“是指在多民族国家内实施的一种特殊高等教育体系,主要针对人口居于少数的各民族人才培养”[2],同时民族院校,“是融民族性、文化性、教育性、政治性等为一体的高等教育机构,是多民族国家民族政策在高等教育领域的重要体现”。[3]在中国,民族院校经历了发端(延安民族学院)、重建(中央民族学院)、壮大(若干民族学院)、嬗变(民族大学发展)四个时期,[4]进入21世纪以来,全国共形成民族院校36所(见下表),其中本科院校25所(含4所民办),专科院校11所;从隶属关系上,共包括中央民族大学等6所中央部委(国家民族事务委员会)直属民族院校和其他省属或地市州所属地方民族院校,通常称为“委属院校”和“地方民族院校”。另外由于统计口径及分类方法的不同,有时也将延边大学(吉林)、吉首大学(湖南)等民族地区的大学作为民族院校。民族院校循着历史的轨迹,不断推进着自身办学定位、管理体制、教学条件、教学内容、教育质量等方面的变革,已经成为我国高等教育体系中的重要力量。

进入21世纪以来,民族院校的发展遇到了更加难得的机遇和前所未有的挑战,特别是第四次中央民族工作会议(2014年)[6]、第六次全国民族教育工作会议(2015年)[7]以来,以及中共十九大(2017年)后中国进入“新时代”以来,不论是世界环境还是国内形势及民族高等教育自身的发展,都在短时间内呈现出“不应变、不求变,将错失发展机遇,甚至错过整个时代”[8]的态势。2014年第四次中央民族工作会议,系统回答了民族工作的特点和规律是什么的问题,强调了核心要旨是同心同德与守望相助,强调了在把握好这个特点与规律的前提下的目标和任务,提出要加快民族地区经济社会发展,要加强基础设施、扶贫开发、城镇化和生态建设,要大力发展特色优势产业,要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着力改善民生,这些目标和任务同时有一个共有的核心点,即“提高自我发展能力,释放发展潜力”,[9]也就是我们常说的增强民族和民族地区的内生动力,在新形势下也就是要求能主动“识变”、“应变”、“求变”。关于2014年第四次中央民族工作会议的召开(9月28日至29日),还有一个多数文献没有涉及到的重要背景,即闭幕当天(2014年9月29日)下午习近平同志主持召开了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会议,这已是自2013年11月启动“全面深化改革”工作以来的第五次会议。[10]也就是说到彼时,我国新一轮次民族工作的布局已经是在“四个全面”(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全面深化改革、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全面从严治党)的战略框架下了,也就是说“四个全面”之每个“全面”的全面要求都将在民族工作中有所体现。2015年8月11日国务院发布了《国务院关于加快发展民族教育的决定》(以下简称《决定》),紧接着2015年8月18日第六次全国民族教育工作会议在北京召开。《决定》明确以“四个全面”战略布局为指导思想,以坚持缩小发展差距、坚持结构质量并重、坚持普特政策并举、坚持依法治教为加快发展的原则,在高等教育领域明确提出“优化高等教育布局和结构”。[11]在第六次全国民族教育工作会议上,时任国家民委主任王正伟同志强调“大力调整民族院校、民族地区高校的专业结构,提高民族地区理工科教育水平”。[12]面对2014年至2015年这些紧锣密鼓的决策,如果说在当时还未必那么清晰和深入人心的话,到了2017年十九大的召开已逐步明朗,十九大报告进一步阐明了高等教育内涵式发展与“四个全面”、“五位一体”的深层次关系。具体而言,“四个全面”首要的是第一个“全面”,即“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而“五位一体”则阐明全面小康的核心在于“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即经济建设;而大家知道,经济建设的核心又是“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而经济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在实践层面则是产业结构的调整。在21世纪的中国的产业结构中,以农业为主的第一产业产值在大幅缩小,以工业为主的第二产业产值稳中有增,以服务业为主的第三产业大幅增加,这就是说我国经济的供给侧正在发生这变革,而且未来的变革和调整将是深刻的。十九大报告指出,对于第二产业要“推动互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和实体经济深度融合”、要“迈向全球价值链中高端,培育若干世界级先进制造业集群”,对于第三产业要“在中高端消费、创新引领、绿色低碳、共享经济、现代供应链、人力资本服务等领域培育新增长点、形成新动能”,当然对于第一产业的农业,则是以产权制度、农业现代化等综合的“乡村振兴战略”。[13]到十九大,我们将理解国家经济结构、产业结构,以及经济布局、产业布局的改变将深刻影响高等教育教育的布局和结构。那么这种影响的链接点在哪呢?林蕙青在《高等学校学科专业结构调整研究》中阐明:我国的高等教育主要通过学科专业将高等教育结构与社会行业结构、人才市场结构直接而紧密地联系起来,同时,经济结构、产业结构与人才市场结构的发展变化又反过来影响着高等教育学科专业的设置和调整变化”,[14]这就回归到了2015年的第六次全国民族教育工作会议和《国务院关于加快发展民族教育的决定》,《决定》早十九大两年提出“优化高等教育布局和结构。制定实施民族地区高校布局规划、民族院校和民族地区高校学科专业调整规划。优先设置与实体经济和产业发展相适应的高等职业学校。积极支持有条件的民族地区设置工科类、应用型本科院校。引导一批民族地区普通本科高校和民族院校向应用技术型高校转型。以就业为导向,调整民族院校和民族地区高校学科专业结构,重点提高工、农、医、管理等学科比例……办好民族院校。”[15]分析到这里,可以看到民族院校在进入21世纪以来遇到的巨大机遇,以及带来的识变、应变、求变的挑战。谈及挑战,或许是因为民族院校较其他院校更加难以开展学科专业结构的调整,特别是难点之一的“学科专业实体化建制”[16]。不可否认,民族院校与其他普通高等院校一样,自新中国建立和发展高等教育以来,都在不同的经济社会背景下经历着学科专业数量上从无到有、从有到多、又由多到精,口径上从细到窄、宽窄并存、以宽为主的变化,[17]但在不同方面,民族院校在机遇和挑战面前,更加需要明晰其“独特而重要”的地位和关于“文化”的传承、弘扬和创新的职能,[18]或许民族院校在新时代更需要明确“只有外部世界才是产生成果的地方”[19]这句话的内涵。


[1]韦日科:《论民族学院》,《广西民族研究》,第3期,1992年,第37-46页。[2]张俊豪:《多元文化背景下的民族院校发展研究》,博士学位论文,中央民族大学,2008年,第4页。[3]宋遂周:《我国民族院校人才培养模式研究》,博士学位论文,中央民族大学,管理学院,2010年,第16页。[4]张俊豪:《多元文化视野中的民族院校》,民族出版社,2011年,第28页。[5]教育部网站:《全国高等学校名单》,2017年6月14日,http://www.moe.edu.cn/srcsite/A03/moe_634/201706/t20170614_306900.html,2019年3月27日。[6]中央民族工作会议,是由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召开的级别最高的全国民族工作会议,截至论文完成时共召开了四次,年份分别是:1992年、1999年、2005年和2014年。[7]全国民族教育工作会议,是教育部召开的级别最高的全国民族教育工作会议,截至论文完成时共召开了六次,年份分别是:1951年、1956年、1981年、1992年、2002年和2015年。[8]参阅2018年11月17日习近平在亚太经合组织(APEC)工商领导人峰会上的主旨演讲。[9]人民网:《中央民族工作会议暨国务院第六次全国民族团结进步表彰大会在北京举行》,2014年9月30日,http://cpc.people.com.cn/n/2014/0930/c64094-25763749.html,2019年9月2日。[10]2014年9月29日,中共中央召开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第五次会议,全面深化改革工作进入方案的制定和落实工作阶段,会议要求做实做细调查研究、征求意见、评估把关等关键环节,要求严格保证改革方案质量,严格做好改革督察工作,确保改有所进、改有所成。[11]参阅国务院《关于加快发展民族教育的决定》(国发〔2015〕46号),2015年。[12]参阅2015年8月18日王正伟在第六次全国民族教育工作会议上的讲话。[13]参阅2017年10月18日习近平代表第十八届中央委员会于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向大会作的报告《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14]林蕙青:《高等学校学科专业结构调整研究》,博士学位论文,厦门大学,2006年,第1页。[15]参阅国务院《关于加快发展民族教育的决定》(国发〔2015〕46号),2015年。[16]林蕙青:《高等学校学科专业结构调整研究》,博士学位论文,厦门大学,2006年,第138页。[17]林蕙青:《高等学校学科专业结构调整研究》,博士学位论文,厦门大学,2006年,第99页。[18]参阅《中央民族大学章程》,2014年10月11日。[19]〔美〕彼得·德鲁克:《卓有成效的管理者》,许是祥译,北京:机械工业出版社,2009年,第5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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